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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侨声）体育强国路 侨影相随行******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门睿)2022年2月4日，时值立春，在二十四节气的倒数中，全世界目光聚焦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迎接第24届冬奥会的开幕。全球华侨华人共赴这场“冰雪之约”，与祖(籍)国共享荣光。

　　从1932年首次有中国代表团正式参加奥运会，到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从“新中国奥运会第一人”吴传玉，到世界上首座“双奥之城”北京，中国走向体育强国的路上，始终有华侨华人的身影相伴随行。

　　近代以来，谋求救亡图存的中国人始终希望通过发展体育事业强健民族形象。1932年，美国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开幕式上，包括中国留学生和美籍华人在内的6人中国代表团出席，代表团成员、短跑运动员刘长春成为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

　　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归侨积极投身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印度尼西亚归侨、游泳运动员吴传玉为新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林丰玉、王文教、陈福寿等一批羽毛球运动员、教练员回国效力，为新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第一代击剑人陶金汉创造了中国击剑史上的数个“第一”。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告诉中新社记者，当时，这些归侨不仅在运动赛事中为国家赢得荣誉，还在培养训练、相关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社会活动等方面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运动风”也吹进侨乡，篮球、足球、排球、田径等运动在东南沿海侨乡培养起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人人参与运动的“侨乡体育”现象。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更加多元专业，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促进中国体育事业走向新高峰，华侨华人也积极投身其中。由来自107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余港澳台侨同胞捐资共建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正是最好见证。

　　爱国侨领、新加坡金鹰集团主席陈江和是港澳台侨同胞中首个为奥运捐资的个人，累计捐资500万美元支持“水立方”建设。他表示，北京奥运会是全球华人共同参与的盛会，港澳台侨同胞合力捐资支持奥运场馆建设，表达的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切盼望。

　　近年来，随着华侨华人日渐融入海外社会生活，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也走向海外，获得认可。每到中国传统节日，舞龙舞狮运动走上各国街头，展现中华文明魅力；龙舟运动已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开展起来，相关赛会收获越来越多当地外国观众关注；包括男女长拳全能和男女太极拳全能4个小项的武术项目也被列为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正式项目。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前夕，华侨冰雪博物馆在河北崇礼落成，馆内6000余件侨捐藏品讲述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中国体育事业尤其是冰雪运动做出的贡献，续写华侨华人与奥林匹克故事的新篇章。

　　归国兴教、捐资助学、捐建场馆、为国争光，从初入国际赛场到建设体育强国，中国体育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得到华侨华人身体力行地参与和支持。2023年，第19届亚运会即将在浙江杭州举办，新西兰华人艺术家晨晓受邀为赛会创作了6幅系列壁画作品。他表示，作为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很荣幸有机会作为建设者参与到这场在家乡举办的体育盛会中，将尽全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完)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